北伐战争极重地攻击了吴佩孚、孙传芳等封建军阀势力，国民革命军占领了长江以南的宽大地域，并一度占领了长江以北的大片地域，使大革命的胜利到达了热潮。　　我们党在北伐中牺牲了大批优秀党员，尤其是下层干部，为胜利作出了名贵孝敬。但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北伐的胜利果实却被蒋介石所窃取。

我们支付的沉痛价格，只不外是为蒋介石卖了一次苦力。北伐的战火还没有熄灭，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北伐是在我们党支持下举行的。

对北伐，蒋介石是愿意的。因为他知道，通过战争，可以吞并各派势力，生长土地，又可以排挤异己，削弱共产党的气力。

局处广东一隅，由于左派气力过于强大，很难到达这些目的。而在我们党内，据我知道，对北伐开始是有争论的。陈独秀就有不愿意北伐的意思。他认为举行北伐，革命气力相率脱离，广东这个左派凭据地就可能保不住。

　　这固然差池，北伐还是应该的。否则，各路军阀，尤其是吴佩孚、孙传芳，他们获得帝国主义的支持，盘据在湖北、湖南、浙江、江西等地，与广东坚持，我们不主动出击，就不能推进国民革命。　　中山舰事件后，我和黄锦辉等军委的几个同志，在恩来同志向导下，仍然通过种种措施，在国民革命军和黄埔军校中开展事情，向这些单元派遣干部，向党员转达党的目标、政策，主要的内容是为北伐作准备。

　　到一九二六年五月，北伐的蓝图大要上已经准备停当。这个蓝图是由苏联照料加仑将军资助制定的。

经由谈判，唐生智和白崇禧表现拥护北伐。这样就把白崇禧的第七军从广西调了出来。

以四军、七军、八军沿京广线向吴佩孚进攻。以二军、三军、六军向南昌孙传芳进攻。以第一军向福建、浙江进攻。

　　五月一日，叶挺率领独立团为北伐先遣队，从广东省肇庆、新会出发，开始了北伐。独立团路经广州时，恩来同志召开了该团连以上干部集会，我也到场了这次集会。

恩来同志用“饮马长江”的豪言壮语激励大家。　　六月一日，唐生智通电就任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并第八军军长。七月一日，广东政府揭晓《北伐宣言》。

七月九日，各路雄师出师北伐。广东只留了李福林的第五军和陈济棠的一个师。

　　北伐军的主攻偏向是沿京广线北上。作为北伐先锋的叶挺独立团，与其他军一起，势如破竹，于八月下旬，占领了湖南全省。接着又攻占了汀泗桥、贺胜桥，扑灭了吴佩孚的主力，为北伐胜利奠基了基础。九月上旬，又乘胜占领汉阳、汉口。

武昌守敌遂孤悬江东。　　北伐开始后，广东区党委军委决议我为军委特派员，到北伐军做联络事情。任务是向带兵的同志转达中央和军委的指示，资助他们解决遇到的难题问题，或反映给军委。

　　我原定是从陆路去长沙的。但其时粤北、湘南一带霍乱盛行，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死了许多同志，其中包罗加仑将军的翻译袁庆云同志。

他也是个留法勤工俭学生，在莫斯科学习多年，是个很好的同志，这次在韶关被霍乱夺去了生命。陆路未便，就改走水路。我搭船到了上海，向中央军委作了汇报。

又搭船经武汉、岳阳到了长沙。　　我到长沙那天，叶挺独立团还在长沙，没有出发。我们在长沙部署了军委联络点，不久，叶挺他们就出发了。攻占贺胜桥之后，我就从长沙经汀泗桥赶到贺胜桥。

战场还没有清扫，我就到了。汀泗桥、贺胜桥之战是很猛烈的。我军打得很英勇。

吴佩孚则派了大刀队督战，谁退下去要杀头。我到汀泗桥、贺胜桥时，就看到吴佩孚的有些士兵不敢退却，吊死在树上。其时正是九月初，天气很热，死尸都烂了，臭味令人窒息。

我在火车上都感应喘不外气来，没有措施，把马灯里的煤油倒在手帕上，捂住鼻子和嘴，才稍好一些，死的人实在太多了。　　叶挺独立团的伤亡也很大，尤其是连排干部。他们大部门是黄埔结业的学生，优秀的共产党员。弄得我们增补都来不及。

要兵、要干部，其时我们都很难明决。　　革命军占领汉口、汉阳之后，雄师困绕了武昌。叶挺独立团又是攻武昌的主力。

我到了武昌城下，就住在叶挺的团部。我那时经常来往于武汉三镇之间，保持和各队伍的密切联系。　　有一次，在武昌南湖，我遇到了蒋介石。

那天，我是去找加仑汇报的。加仑他们不少人在一辆火车上，王一飞当翻译，陪着加仑。此外，在这个车厢里，另有白崇禧、张治中等。

我见到加仑，向他汇报了前方的情况，谈得很晚，才离别出来。没想到在返回队伍的路上，遇到了蒋介石。他坐在轿子上，前面有两个灯笼引路，后面有两个灯笼随着，四小我私家抬着轿，和我碰了个劈面。我是一小我私家，他从轿子里伸出头来，看了我一眼。

我没有和他打招呼，他也没管我。　　十月十日攻克武昌。

起初，我们刚到武昌城下，以为可以很容易打下来，因为敌人只是刘玉春的一个师。可是，一方面是武昌城墙很高而且结实，我们没有炮；另一方面，武昌又有英国人的支持，英国军舰在汉口、武昌间经常开来开去，救济刘玉春；加上我们又有些轻敌情绪，只是一味强攻，没有啃下来。

以后改成挖洞爆破，也没有乐成。叶挺独立团伤亡很大。

厥后，唐生智的第八军到了，又发动攻城，同样伤亡很大，还是没有乐成。最后只好改用围困的措施。这个措施，敌人受不了，没有饭吃，军队支持不住，军心大乱。当我们打开武昌时，城里的人，拚命往城外逃，挤得不得了，确实饿急了。

就这样，围困了一个多月，才攻占了武昌。　　武昌城里，有我们党湖北省的一个小军委。武昌被围时，他们也被围在里头。我军攻陷武昌，我就随先头队伍进城。

城门口聚集着大量的沙包，由于数量过多，一时搬不完，大门还没有完全打开，我就扒着聚集的沙包钻了进去，目的是赶忙找到湖北省军委并建设军委的办公地方。那时年轻，什么也不怕。　　我刚进城时，城里的秩序很乱。

特别是唐生智的队伍，他们随处抢掠，抢来的绸缎，还相互争夺，你扯住一头，他扯住一头，相持不下，把大街都盖住了，过都过不去。　　我进城以后，很快就找到了省军委。

通过他们，相识了情况。找到了一个弄堂，叫中和里，是一条死巷子，全是过产，没有老黎民。我把整条巷子全部号下了，就把军委设在这里，和湖北省军委一起办公。

接着，省委、省团委随之挤了进来，叶挺连家属也带到这里来了。一时间，这里的人相当多，成了一个不小的机关。　　这时，恩来同志还没有来，湖北省军委的事情，就由我主持，任湖北省委委员、省军委书记。不久，张国焘来任湖北省委书记。

　　厥后，陈独秀到了武汉，我去见了他，把军委的事情和军队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陈独秀听汇报很不耐心，讲到军事，他一言不发。这使我想到初回国时，我们在上海相见时的情景，那一次我们汇报在莫斯科学习军事的情况，他也是一言不发，很不耐心。

这一点，我的印象很深。这一次，谈了半天，他只说了个“那好”，就扯其他的问题，分析国民党内的矛盾啊等等，就是不谈军事问题，东拉西扯了一会，我只好告辞出来。

　　中央机关到了武汉之后，为了事情上的利便，分成了两个摊摊。一个仍在武昌中和里，另一个设在汉口友益街。友益街的这个机关多是高级的向导同志，他们经常在这里运动，由张国焘主持。一般的对外讨论，还是在中和里。

我则经常来往于武昌、汉口之间。　　到一九二七年三月份，武汉形势已经显得紧张。蒋介石占据着长江下游，他使用南京、上海经济上的优越条件，对武汉实行经济封锁。

武汉方面，集结了这样多的军队，又要继续北伐，得不到经济支持，可是个大问题。因此，想要制伏蒋介石，但又难于决断。宁汉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正是这个缘故，许多人都在盼愿汪精卫（汪精卫是中山舰事件后出国的），希望他能回来收拾这个局势。

四月初，汪精卫回国了。他一到上海，一方面揭晓了《汪陈（独秀）团结声明》，同一天，又揭晓了与蒋介石、吴稚晖等人的声明。汪陈声明是假的，汪蒋互助才是真的。　　接着，就发生了“四一二”政变。

　　一九二七年二月，北伐军占领杭州，三月二十日进抵龙华。上海守敌十分紧张。

为了配合北伐军夺取上海，给上海守敌以致命攻击，我们党向导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差别于前两次。前两次都因为准备不周而失败。

这次，总结了前两次的履历，又增强了向导，周恩来等同志直接向导了这次起义。起义是三月二十一日发动的，到二十二日晚，就占领了整个上海。三月底，蒋介石进入上海，和帝国主义、青洪帮勾通起来，于四月十二日发动了政变。

他下令强占工会，排除工人武装，大量地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许多优秀的同志牺牲了，我们的组织遭到破坏。上海和汉口之间党的联系也告中断。

　　党中央对上海的情况完全不明。决议要我和李立三同志到上海去，相识情况，处置惩罚善后。中央交接我们的任务是：李立三同志卖力解决党组织方面的问题；我去解决工人纠察队方面的问题。受领任务后，我和李立三紧迫赶往上海。

为了宁静起见，我们通过关系，搭上了宋子文的船，一直坐到南京。到南京后，又和一批照料同车去上海。蒋介石那时仍有许多苏联照料，这些照料要到上海去，他们也弄不清我们是什么人。

就这样，顺利地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我们找到了赵世炎同志家里，以后找到了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等同志，就在赵世炎家里开了会。我们相识了受损失的情况，又研究了下一步分头整理组织的计划。

大家对蒋介石无不切齿痛恨，想不到他竟阴险狠毒到这种水平。会后，我住在颜昌颐同志家里，颜昌颐那时在上水师委事情，我和他一起，协助恩来同志对工人纠察队处置惩罚了善后，整顿了组织，把大批同志转入地下。不久，中央要开“五大”。

恩来同志是“五大”代表，我也是代表。我们原定是要赶到武汉到场集会的，可是赶到武汉时，“五大”已经闭幕。

　　我们回到武汉，虽然由叶挺指挥武汉卫戍队伍、工人纠察队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学生刚镇压了夏斗寅的叛变，但形势仍然显得十分紧张。汪精卫回到武汉，外貌上装作要阻挡蒋介石，实际上，他们正在加紧勾通，一致把矛头瞄准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到了六月份，汪精卫和我们破裂的迹象，越来越显着了。

到七月中旬，他终于公然叛厘革命，我们被迫举行南昌起义。　在武汉时期的军委事情是相当紧张的，人手少，事情多。刚到武汉的时候，抓住张发奎的第四军因北伐伤亡急需增补人的时机，军委重点向四军派去了不少党员。正好这时黄埔第四期学生结业，林彪也是其中的一个。

他们来到武汉，就由军委分配。林彪被分到了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当见习排长。

这是黄埔的规则，结业学员要在队伍先见习三个月，尔后才分配正式职务。我们还把派遣事情的规模，从干部扩大到了战士，有些工人、农民中的党员，就派到四军各部当战士。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就在武昌，他们的许多事情也经常来找我们。我们还常到各队伍举行联络事情，相识情况，转达党的目标、政策。

在机关，来找我们的人也是整天络绎不停。天天都要事情到夜里两三点钟，幸亏我们其时都很年轻，不到三十岁，能顶得住。

湖北省军委，开始只有我和欧阳钦等五六小我私家。恩来同志来到武汉后，我们就改称为中央军委，人手也略有增加，来了几个黄埔四期的学生，但机关仍然是很精悍的，总共不到十小我私家。　　早期的军委不指挥军队，只举行组织和联络事情。

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中央革命凭据地建立的中央军委，全国的红军都归它指挥，这就与早期的军委纷歧样了。　　在武汉的时候，我们还经手分配了朱德、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的事情。　　朱德同志从莫斯科回来，党就派他到四川杨森那里开展事情。

他们原来就认识，在旧军队里相互打过仗。那时候，杨森正脚踏两只船，与我们共产党也在拉关系，就把朱德同志留下了。蒋介石一反共，杨森也随着反共。

于是，朱德同志来到了武汉。朱德同志说，他与朱培德是云南讲武堂的同班同学，开展事情有有利条件，军委就决议把他分到了南昌第三军。

朱培德开始委任他为公安局长，以后改任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朱德同志使用这个有利条件，厥后在南昌起义中作出了良好孝敬。　　陈毅同志也是谁人时候从四川来到武汉的。他不知道军委机关在那里，找到了省委组织部。

组织部的同志不认识他，就说，那好吧，你到叶挺队伍去投军。厥后，陈毅同志在街上遇到了颜昌颐同志（这时颇昌颐同志已由上海调中央军委事情），颜昌颐回来给我说了这个情况。

我们把陈毅同志请到军委，正好武汉分校缺人，就分配他去做党的事情。　　小平同志是蒋介石发动政变后被冯玉祥“礼送”出境的。

他来到武汉后，经军委先容，到了党中央事情。　　伯承同志在泸州起义失败后，转道陕南来到武汉，找到军委。

他到得最晚，我与他晤面后不多天，就出发去准备南昌起义了。南昌起义中，伯承同志任起义军顾问团的顾问长。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向导而失败了。

从我对陈独秀的接触，他确实没有掌握军队的思想，更没有争取无产阶级向导权的思想。因此，当我们党遭到反革命的突然袭击，就使革命归于失败。斯大林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就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阻挡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

”如果我们党重视这条真理，牢牢地掌握了军队，须要时可以把向导权夺过来，被迫破裂时也有气力，那就不是这个局势了。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沉痛教训。

今后以后，中国革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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